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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三十岁,还嫩了点  

2012-05-04 14:27: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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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样好处是讲理,当儒家的夫子用“三十而立”的教条给你划下严格界限,让年龄的大门在你背后轰然关闭之时,道家的仙长会用“大器晚成”这句《道德经》里的警句给你带来宽慰,告诉你前方还有不少等待打开的机会之窗。

       一

       2002年,三十岁的相声演员郭德纲在北京大栅栏的老戏园子广德楼张罗了一个叫做“北京相声大会”的定期演出。说是“大会”,初创期连他一共也只有三个演员。这时距他第三次来北京闯世界又过去了若干年头。尽管已经不再有演出结束后徒步从城区走回远郊大兴的困顿,但事业上也难言成功。广德楼的演出经常前台没有后台热闹,观众比演员还多,每月刨去场租水电,赔八九千块是常有的事。为了减少亏损,后来甚至不得不减少演出的场次,郭德纲还要在表演相声之余承接编剧、主持等各种工作,以补贴演出的亏空。

       比经济上的支出,更让他担忧的或许是他所深爱的相声行业的低落和颓败。这段时间,正是后来郭德纲自己在各种访谈上经常提到的“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大栅栏街上连条狗都没有,全体演员拿着快板上街呱唧呱唧招揽生意”的日子。其时春晚相声已经从八十年代的一场六七段,每段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衰落到一场二三段,每段十几分钟,而且“其中没有争议的算相声的作品也就剩半段”(北京广播台“开心茶馆”主持人大鹏语)——就连这半段,观众也还觉得不好笑。就在广德楼的演出中,刘宝瑞先生弟子,老相声演员刑文昭先生曾经在开场垫话中慨叹“咱们现在这个园子叫广德楼,多少名角儿都在这演过,在当年,这是戏曲曲艺界的‘圣地’,现在也是‘剩地’——全北京城说相声的地儿就剩这一处了……”话未必尽准,却道出相声全行业当时举步维艰的状况,而这也是当时郭德纲和他的团队境遇的真实写照。不知这时的郭德纲是否意识到,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中,他正经历着一举成名天下知前最后的一段磨砺。

       不久后的2005年,在网络传播的助力之下,“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仿佛在一夜之间火遍京城,05、06年两年之间,无论网络、电视、报纸、广播,任何一家京城的媒体,总难免在有关无关文艺或相声的栏目里提到这个名字,商演、专场,一轮接着一轮。郭德纲也如他网上的ID一样,从“天津小孩”变成了“德云班主”。郭德纲火了。相声火了。

       二

       四月的北京阴晴不定,道是春暖花开,一场春雨就又不得不让人裹紧外衣,天则经济研究所恰在这时完成了理事长这一重要职位的时代交替。天则所的联合发起人,82岁的茅于轼先生将理事长的职务交到了他的继任者秋风手中。1993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后,时年六十有余的茅于轼先生和他的几位同道共同创立了天则经济研究所。从那时起至今垂二十年间,天则从一家当时国内并不多见的非官方学术研究机构,发展成为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领域举足轻重的民间智库,不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影响力也受到政、经、学界的广泛重视。作为创始人和最负盛名的成员之一,茅于轼先生因其在经济学专业方面的成就而广为天下所知。而在社会舆论方面,他既曾因开办家政学校、主持小额互助贷款的实践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也曾因“为富人说话,帮穷人办事”、“经济适用房应不建厕所”这样的争议观点落下不少来自庙堂和江湖的訾骂。相信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今日谤誉满天下的他,在年近三十岁时,曾经是齐齐哈尔铁路局的一名火车司机。


       伯父是上了中学教材的著名桥梁专家,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铁路专家,本人又就读于父亲的母校上海交大,还是同样是机械系。茅于轼走上工程师的道路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大学毕业后,茅于轼主动申请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第一份工作是火车司机。上世纪50年代,大学生在各领域的研究工作中都是一宝,茅于轼也迅速从基层的一线岗位调动到了铁道科学研究院,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1957年,茅于轼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蒸汽机车操纵与焚火》,并获得了一笔当时看来不菲的稿酬。一切似乎都预示着,他将在成为工程技术专家的坦途上继续前行,直到1958年。将满三十岁的他被划为右派,从此失去开创事业最为宝贵的二十年时间。直到年届五十岁时,他选择了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开始了经济学的研究,走上了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道路。

       茅于轼先生从受益家学渊源,在解放初的建设中走上技术工作的坦途,至三十岁反右运动时一蹶而落入人生的低谷,再到改革开放前后的学术转型,直至今日的功成身退,可以说,他人生的起起落落,在在都离不开时势的打磨和雕琢。

       三

       也许很多人是在体育新闻里听说尹明善其人的。在当年的甲A和中超联赛的投资人会议上,他和一众俱乐部老板齐向足协发难,成为中国足球职业化、市场化历史上标志性的事件之一。让他有底气向一个行业主管机构发起挑战的,也许是在他背后矗立着的价值百亿的摩托帝国。

       从地主家庭出身、有右派言论的“反革命分子”,到大学英语老师、出版社编辑,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普通中年知识分子来说,卸下了政治包袱,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这种境遇的改善大概足以让普通人暗中长出一口气了。接下来的人生似乎应该揉揉肩膀,休息休息,慰劳一下被十几年的运动折腾散架的身体。不过,有些人不这么想。有些人天生有一种紧迫感,在旁观的人看来,似乎有野兽在后面追赶,迫使他们不断逃离当下;又好像他们总能发现前方地缝里又火苗在滚动,诱惑着他们不断探寻别人看不见的东西。1985年,四十七岁的尹明善就是这样。三十岁时还背着“反革命分子”的恶名被监视劳动的他,敏锐的选择着积累财富的道路。先出版,后摩托,再汽车,从别人知天命的年岁起开始创业,把一个二十万投资的小摩托车厂做成了上交所上市的庞大帝国。

       2010年初冬,已过古稀之年的尹明善敲响了力帆上市当天的开市铜锣。不知此时,他的目光是否已经落向了哪个不同的方向。


       而今,上面提到的三位人物尽管功成名就,都还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继续前行。无论是郭德纲青年阶段的厚积薄发,茅于轼中年时代的换道转型,还是尹明善年近七旬的再次创业,如果我们仅仅截取他们三十岁那年的境遇和状态,都很难预言他们眼下的成功。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个人不懈努力固然必不可少,积淀、时势和发现机遇的眼光也是促使我们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并不会因为我们年满三十岁就赶来敲门。成功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端赖人和与天时的配合。但愿在三十大关前胸怀忐忑的朋友们能放松心态,毕竟年岁只是我们计时的一个单位,把三十岁换算成10957天,看起来会感觉舒服一点。

       也许我们只是需要等待,时光的文火把我们煎得更老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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